童军教育的争论（一）

童军教育产生不久，其教育的思想和方法很快被现存的各种青少年组织所借鉴和采用，或者童军组织被仿效建立，从而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股创办童军教育的运动热潮。在童军运动之初，贝登堡还没有建立统一的童军组织的打算，只是设想通过“侦探术”这一训练方式，加强不同童子组织间相互合作，将它们联结为一整体，形成一种教育合力，从而在众多青少年中产生更大影响。在实践过程中，也确实产生了诸如借鉴贝登堡“侦探术”训练的“英国童军”(TheBritish boy scouts)等童军组织，但由于多种原因，一些“童军”组织宣称，它们与贝登堡童军所谓的“军国主义”取向存在根本不同，从而在童军内部引起大争论，这对贝登堡童军的发展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童军教育的争论

 

贝登堡在布朗西岛露营实验不久，受到了社会媒体的广泛关注，并推动了童军教育的发展。1907年9月11日，《伙友》( Chums)周报——主要研究“友谊”对青少年个人成长与社会化影响——在新闻报道中的“瞭望”栏目里，刊登介绍了贝登堡在布朗西岛的露营情形，以及贝登堡提议组建“童军团”两则新闻。这一消息很快引起了社会的反响，1908年2月12日，《伙友》编辑刊出一位读者的来信，信中说他对贝登堡关于“侦探术”的书籍很感兴趣，并建议创建“伙友童军”，而编辑提出童军一律佩戴“伙友团”徽章。在接下来的几期报纸里，还有其他几位读者提出，能否在该周报上刊登组织伙友童军团”( a league of‘ ChumsScouts)的广告。编辑在按语中告诉读者，有关这一问题已经与贝登堡讨论过，他也希望很快就让读者知道贝登堡的答复意见。应该说，依靠《伙友》周报组建一支童军，成了包括贝登堡在内的部分读者的一种共识。这表明将“侦探术”活动应用于教育青少年儿童，很快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支持，但事情的发展并未按照设想的路径发展下去。随后，《伙友》对待童军的最初热情似乎发生了逆转，并出现了嘲弄童军的漫画卡通。在《伙友》周报提出进一步出版《童子侦探》项目详细细节的建议时，因为贝登堡早与另一出版商皮尔生签下了出版协议，所以他便终止了《童子侦探》在出版竞争对手《伙友》上的报道与出版。相应地，《伙友》也不再参阅《童子侦探》和《童军》作为儿童训练的方法，并自1909年3月，发起了统一青年教育的工作。此时，原先组织成立的“英国童子航海团”(TheBritish boys naval brigade)创始人为了获得《伙友》报刊商的赞助，把伦敦克拉彭公园作为该组织的训练基地，与童军群体年龄相似，该组织的青少年也均在10岁至17岁之间，并定位为一个全国性的青年运动。很快，“英国童子航海团”就传播到了伦敦的旺兹沃思、巴塔西、格林尼治、伯朗斯去和伯明翰，并更名“全国航海学生军”( Tthe national naval cadets)《伙友》周报的许多读者受到鼓舞，纷纷写信并注册加入该组织。但是，相对如火如荼的童军运动，“全国航海学生军”的发展并不顺利，时隔《伙友》报纸发起童军小队16个月后，编辑又开始出版童军故事丛书，并坚信“伙友童军小队”会茁壮成长起来，同时他还希望这样的小队最终能够发展成为一个更加密切的协会。编辑在描绘这一协会特征时指出，它并不是“伙友童军联盟”，而是“一个新的全国性童军组织”，并应被命名为“英国童军”( The british boyScouts，简称‘BBS＇)。1909年7月21日，在编辑专栏里，“英国童军”在“致各地童军”的标题下，发起一场全国性的童军运动，该栏目还介绍了“英国童军”徽章，其主体是一支箭的箭头，箭身为白色，背景为蓝色，在徽章中，还标注上“英国童军”英文第一个字母大写的红色字体，并配以“做不列颠人”( Be britons)的爱国座右铭。在童军运动发展过程中，“英国童军”走上了旗帜鲜明的“和平运动”发展道路，它认为，贝登堡童军是一个以商业为幌子从事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军国主义”组织，从而使得“英国童军”与贝登堡童军关系十分紧张。一些持和平观念的人士更是认为，贝登堡童军就是准备培养年轻人长大后成为士兵，但为了掩盖这一目的，却采纳了大量希望儿童完成的户外训练，因而它是一个明显但又很精巧的军事团体。与此同时，贝登堡童军下属的伦敦巴塔西童军秘书H. Moore给贝登堡童军总部写信，公开声称童军教育受到了来自义务兵役组织“全国服务联盟”成员的军事影响，从而宣告退出贝登堡童军总部。由此可见，围绕童军是走和平还是军事道路，其内部发生了明显的分歧，并引发童军组织的分化组合。

 

在涉及童军教育发展道路这一问题方面，弗朗西斯·文恩( Francis vane)对此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文恩为贝登堡“童军协会”伦敦委员会委员，英布战争(1899年10月一1902年5月)后，因为抨击英国的战争方法而被军方清除队伍，后来他积极转向参加“反战与女权运动”。秉持和平倾向的文恩，十分关注英国童军运动的发展方向。1909年初，在与《时代》报刊通信中，文恩主张“侦探术”应该非军事化，并为其和平主义的特征作辩护，对于有关童军“军事化”性质的论断，他还摆出事实予以批驳。正因为如此，文恩积极主张将持和平主义和反对战争的“贵格会”教派中的优秀分子介绍到童军来。同时，文恩还尽力调解“英国童军”与贝登堡童军协会之间的紧张关系，最终使双方达成和解，“英国童军”作为一个基层组织而隶属于贝登堡童军。此外，文恩还关注贝登堡童军总部职员与伦敦各区教练员的关系，寻求在该组织中建立更加民主的工作关系，然而他建立民主性质童军组织的企图，却引发了贝登堡童军协会总部职员的不满，协会总部召集会议取消了文恩伦敦委员会委员的职位，虽然贝登堡许诺否定这项决议，但后来文恩还是被解雇了。贝登堡的这一做法，最终招致了伦敦大约超过300名童军教练员的抗议，他们集会推举文恩为“英国童军”领袖，从而加深了“英国童军”与贝登堡童军协会这两大童军组织之间的裂痕，并最终导致其走向分裂，伦敦、伯明翰等地的童军组织都纷纷加入“英国童军”的行列。

 

文恩倡议建立民主管理的童军组织，对贝登堡将具有浓厚军事背景的“全国服务联盟”成员任命为童军协会总部成员，也明确表示不满意。这不仅加剧了童军组织的分化，而且使得“英国童军”传播到了澳大利亚、南非和加拿大，形成了一种国际性的童军组织，而与贝登堡童军相“抗衡”，走上了和平童军的道路。1910年2月，为了扩大童军的和平基础，文恩联合“英国童军”与“童子生活团”( The boy＇ s life brigade)组建了一种松散的“全国和平童军”( Tthe national peace scouts)组织，其成员达到85000人。为了推动童军在国外的进一步发展，1910年夏，文恩在意大利建立了童军组织，其他诸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印度、南非、法国、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童军也与“英国童军”保持着联系，明确主张沿着“和平”路线建立和发展童军，“英国童军”成了童军运动中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

1912年1月，贝登堡所主导的“童军协会”依法注册成为一个民间教育机构，协会既不隶属于政府的一个部门，也不受国家任何部门控制，协会愿意与其他国家抱有相同目的的非政治社团组织保持友好关系，与女童军在机构、组织、经费等方面完全独立；“童军协会”连同所有被承认的其他国家童军协会，均应在童军国际部注册，国际部负责全世界各国童军协会的联络和童军国际大事的开展，童军国际部由每两年一次的国际大会选举的国际委员会管理，日常事务由国际大会选举的一名执行董事行使职权。塑童军特许状的颁布，奠定了“童军协会”的法律地位，使得童军教育做到了有法可依，而国际部的成立，为全世界童军事务的管理提供了组织保障。与此同时，由于经济原因，1912年8月，“英国童军”宣告破产，其中个别童子团加入了贝登堡童军协会。从此以后，世界各地童军均逐渐以贝登堡所确立的童军训练原则为依据，并纷纷归附贝登堡童军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