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子军教育目的是什么

教育目的，即我们所说的“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既然童军教育是一所培养公民的学校，不言而喻，其目标直指公民的塑造。具体而言，在贝登堡看来，通过诸如“自立”“大公无私”等“品性”的培养，把国家未来的一代培养成“好公民”才是童军教育的真正目的。正因为如此，《童子侦探》的英文副标题才为:“好公民指导手册”( a handbookfor instruction in good citizenship) 1920年，贝登堡在给加拿大所作的《童军教育原理》一书的序言中指出:“‘童军教育’这个名词，已经成了在游戏中，给男、女儿童一种公民训练的制度的意思了。”在比较学校教育与童军教育在公民培养方面的功效和差异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务主任詹姆斯·罗素曾指出:“我们的学校，是擅长于给未来公民有用知识与能力的培养，但在激发公民正常情感和发展公民资格等份内所必需的一些事情方面，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并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可是学校教育在养成公民习惯，并且去通过种种活动鼓励和发展它，以免由于这方面的缺失，使一个人成为一个低劣甚至危险的公民，却是太缺少作为了；正是在这一点上，童军教育弥补了学校教育工作的不足。”由此可见，以罗素的眼光来看，学校教育和童军教育的目标一致，都在于公民培养；不同的是，当时的学校教育过分注重“知识”的传授和“能力”的掌握，而有意或无意忽视了“公民情感”“公民资格”“公民习惯”的养成，童军教育恰好在这几个方面弥补了学校教育存在的不足。这正是童军教育价值和目的所在。
 

在19世纪末，“好公民”成了英国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好公民》一书的出版，集中反映了英国人对这一话题的高度关注，其目的是试图在公民与国家间确立起一种新的关系准则。这表明，早在贝登堡提出塑造“好公民”之前，英国社会各界已经高度关注“好公民”的培养问题，只不过童军教育将这一主张变成了现实。
 

然而自19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受到了挑战，国际地位相对衰落。1905年，《英帝国的衰落》一书以罗马帝国主义兴衰为镜，把罗马帝国的衰落主要归结为是由于本国公民自甘堕落——吸毒、吸烟、酗酒等不健康生活方式—造成的，所以，只有每一名罗马人都意识到，自己必须成为具有领导世界伟大抱负的帝国公民，方能阻止帝国的衰没。对此，贝登堡深有同感，他认为，“历史证明，几乎毫无例外，任何一个伟大的民族，在历经千辛万苦屹立于权力之巅后，其奋斗显然已使它变得精疲力竭，并处于一种闲适的状态，从而在面对其他国家的崛起，无论是使用武力，还是采用和平手段，或同样起到致命作用的商业扼杀办法来消灭它的现实时，都显得无动于衷或漠不关心；其结果或毁于缺乏强烈的爱国主义，或‘亡于劣民’( Death through bad citizenhip)”。以上论述说明，贝登堡除将帝国的衰落看作是历史的普遍现象外，他还把原因归结为是“人”的因素。因此，他反复提醒英国人，最近一直以来，在国家生活每一方面，从许多权威和渠道听到的告诫，归结为一句话:如今引起大英帝国衰落的原因，与以前的罗马帝国如出一辙。这说明，《英帝国的衰落》一书，给贝登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避免大英帝国步入罗马帝国没落的覆辙，贝登堡将目光投向了英国青少年，着力计划把他们由“劣民”变成“好公民”。
 

英国对青年寄予如此厚望，然而，他们在社会中的消极表现及负面形象，却引发了包括贝登堡在内的有识之士深深的担忧。因为19世纪中后期，城市青年的“叛逆”成了英国严重的社会问题，城市“斗殴少年”在街头混战，以及“帮派化”现象迅速蔓延，曼彻斯特、伯明翰、利物浦、东伦敦等出现了众多的青少年帮派组织，青少年犯罪成了城市的普遍现象。1897年，道格拉斯·马礼逊发表了《少年犯》一书，并指出:“犯罪资料显示，几乎在所有文明国家里，青少年犯罪都呈明显上升趋势，这一问题并不局限于某一社会，而是文明社会中常见的通病。”《流氓之夜》一书所描绘的街头青年“阿飞”(Alf)，成了英国城市问题青年的形象代表，它特指在英国贫民窟和街头游荡、不守纪律的青少年，公众和社会对这类青少年高度关注，并把他们的行为看作是一种“道德沦丧”。英国公民不仅面临诸如“道德沦丧”的严重问题，而且还深陷身体体质恶化的窘境。一份关于城市贫民窟的居民体质退化报告宣称，由于生活环境所迫，这些青少年最终只好加入军队招募的行列中去求得生存，但由于他们体质条件差，甚至连当兵都被拒之门外。1896年，英国军队征募5567人，竟然有4410人因身体不符合条件而被清退，不合格率竟高达79.2%。即使到了20世纪初，这种状况仍没有多大改观。1903年英国陆军军医总监在备忘录报告中称，自1893-1902年，因身高和畸胸等原因，青少年体检不合格率仍高达34.6%。令贝登堡担忧的远不止于其身体的不合格，他还发现，即使在他们服役的部队里，虽然现役军人都通过了符合体检的标准，但他们的体质甚至连南非的土著人都不如。青少年糟糕的“德育”与“体育”状况，引起了贝登堡对英国前途的深深忧虑。他将城市贫民窟子弟的“道德沦丧”与“体质退化”称之为“民族的缺陷”，诸如，缺乏爱国主义、自私自利、精神缺陷、身体缺陷等。针对此种现象，虽有人试图以“救世军教义”( Salvationist doctrine)的名义，将这些青年罪犯”组织起来，并教以各种技能，以便使他们走上社会后，能够成为水手、士兵、木匠等，能掌握赚取一份稳定收入的职业技能，但这种实验效果并不理想，办法也不太可行。对此，贝登堡认为，只有花在矫正这些所谓“问题青年”变成“好公民”方面的费用，如监狱、警察、贫困救济等，与“好公民”教育的费用相平衡时，教育才能真正称得上成功。贝登堡认为战前英国花在公民培养方面的费用是2800万英镑，用于挽救失败公民的费用为3800万英镑，所以加强公民教育成了学校教育的主要目标。这样看来，创办童军自然就属于“好公民”教育方面的开销，其目的也就不言而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