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军侦探术思想的形成、发展及收获（一）

香港《童军月刊》把童子军教育的兴起，形象地归结为是“一个人、一座岛和一本书”的产物，“一个人”即童子军的创办人贝登堡，“一座岛”即1907年童子军露营实验的布朗西岛( Brownsea isand)，“一本书”即贝登堡所写的“好公民指导手册”—《童子侦探》。该作者还提出了这样一种假设:如果没有贝登堡勋爵，如果没有布朗西岛，如果没有《童子侦探》，世界上仍会有童子军吗？事实证明，童子军教育的关键在于贝登堡对于“侦探术”的转化与运用。1933年，贝登堡在总结自己的人生教训时，将自己从学校毕业后的人生历程分为前后两个不同阶段，进而贝登堡认为，“侦探术”是将这两个阶段连接起来的纽带。因此，“侦探术”是理解贝登堡童子军教育及其思想的锁钥。可以这样说，“侦探术”思想是贝登堡长期“侦探活动”实践与总结的产物，将其运用于军官和士兵则叫“官兵侦探”，将其运用于青少年则叫“童子侦探”，也就是后来所说的童子军教育。由此可见，所谓童子军教育，也可以说是将“侦探术”加以改造和转化，最终运用于青少年的一种实践活动。然而，“侦探术”思想的转向，并非简单地将其从“士兵”移植到“儿童”即可，其间还经历了较为漫长的过程。

通常而言，“侦探活动”是指战前或战争中获取信息情报的一种特殊活动，这些信息包括敌人准备、武装力量、意图、敌国国情、地理环境、动机等。而要高效地完成该项工作，则必须具有丰富的军事学方面的素养与技能，亦即“侦探术”知识，如胆识与决断、陌生乡村寻路、快速一瞥、隐藏与避敌、跟踪、断迹、穿越乡村、速写、敌情收集与传递、看护、间谍、侦探服务等。贝登堡的“侦探活动”源于童年时代的“猎兔”和学生时代的“驾舟”。

贝登堡个人的“侦探经历”到底始于何时？1908年4月，贝登堡在《童子军》杂志上谈到，“侦探活动”对于儿童来说是一件有益的事，他从事“侦探术”时，自己还是一名儿童，当时是在假期，主要与自己兄弟四人一起驾舟旅行。可在接下来的回忆中，贝登堡则将自己“侦探术”的起点定格为校外的捕捉野兔。1926年，贝登堡在《儿童之家》的报纸上公开声称，“侦探活动”始于课诱捕野兔的游戏，在学校附近小山的高地上，覆盖着各种灌木丛，自己曾设下陷阱，以捕食野兔。1933年，贝登堡开始总结自己人生教训，并提及自己还很年幼时，就在学校围墙外的灌木丛中，把自己想象成为一名边远地区的捕兽者和童子军，常常潜伏观察野兔、松树、老鼠和鸟类的踪迹。而作为捕兽者，自己还多次设下陷阱，捕捉和烹饪野兔。1937年，在接受采访时，贝登堡强调，“侦探活动”的胚胎可以追溯到童子军诞生很久以前，那就是自己还是孩子时，就一直对诱捕野兔感兴趣，在此过程中，自己学到了很多“侦探术”方面的知识。

“课外猎兔”真有其事吗？为什么贝登堡最终要将它当作自己“侦探活动”的真正开端？实际上，这与贝登堡对自己所讲故事的态度和对“侦探活动”观的认识深化有关。贝登堡认为，即使在《童子军》这样的杂志上所刊登的故事，其未必完全是真实的，但是其中许多故事都是建立在一定的“事实”基础之上的，其他则是由可能发生的事件构成，这常常是出于作者的“想象”。从贝登堡个人来看，他喜欢读那些真正会发生在人们身上的“冒险”故事，因为这表明哪种类型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从而教会我们怎样去“准备”和应对它们。正因为是抱着汲取别人的经验和教训，并做好思想“准备”的态度去看待“故事”，“猎兔”本身不仅具有一定的“冒险性”，而且也符合“侦探术”所需要冒险者具有胆识与毅力、隐蔽与追踪等方面精神和一些知识的要求，既然“侦探活动”在广大儿童中大受欢迎，所以贝登堡将自己年幼时的“猎兔”“追加”作为“侦探活动”的开始也未尝不可只是这种事情成功的可能性小，所以，贝登堡反复交代，捕捉到野兔这样的事“不是经常”发生，但他却可以培养“侦探术”所需要的“品格”。同时，随着童子军教育实践的深入，贝登堡认为，“侦探活动”是一件涵盖范围相当广泛的工作，一言以蔽之，“侦探活动”就是获取信息的艺术或科学。由此观之，“猎兔”不仅对儿童充满诱惑力，而且也是一项关于野兔信息的观察、推理、判断的活动，其环节完全与“侦探活动”相吻合，更主要的是，“猎兔”还是对一个人智慧、意志、注意力、体力等“品格”的考验与磨炼。所以，在贝登堡看来，“猎兔”真实与否就无关紧要了，关键在于通过该项活动，培养和锻炼相应“品格”，为将来做好“准备”才是其真实意图所在。这一点，从贝登堡的体会中我们可以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