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军侦探术思想的提炼与成型

马塔贝列战役结束后，贝登堡回到了印度，1897年4月，贝登堡出任第13轻骑兵队司令官，5月他还掌管了第5重骑兵队。因为贝登堡发现，广大士兵误认为，只要能够在检阅时会列队前行，并表现非凡，那他就是一名完美的士兵。而在贝登堡眼中，这样的军人无异于一架“机器”上的一部分，在战场上抗击敌人时却起不到什么重要的作用。同时贝登堡还发现，广大士兵虽然在读、写、算“三R”方面基础扎实，但却十分缺乏男子汉气概、自立和智慧。因此，他认为必须将这些品质灌注到他们之中，可又不能仅仅从理论上去教给他们，必须通过承担有效“侦探术”的不同义务的实践训练，他们才能获得。为此，贝登堡开始致力普及通常被忽略的骑兵“侦探术”工作，在官兵中开展有关“侦探术”的演讲。该演讲深受官兵欢迎，如果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出席每两周的演讲，他们便会深感失望。在举办“侦探术”演讲的同时，贝登堡还注重“侦探术”的实际练习，组织开展侦探对抗和露营演练，提出了一个人要从事“侦探术”，必须具备骑术、射击、游泳等能力的思想。
 

然而，第二次南非战争打断了贝登堡“侦探术”的实践进程，他不得不奔赴南非战场。在战争期间，贝登堡利用空闲时间，收集和整理自己关于“侦探术”的演讲稿，并于1900年1月，校订了清样，以《官兵侦探—助》( Aids to scouting forNCo＇ s and men)的书名第一次出版。1906年，该书英文第二版出版，书中包括了南非战争中特定的侦探形态。《官兵侦探一助》一书中有关任何主题的建议，都是源于他个人的经验和“归纳推理”。该书系统阐述了“侦探术”的特点、价值、组织、训练和实际练习等内容，这标志着贝登堡关于士兵“侦探术”思想已趋于成熟。

第一，贝登堡认为，“侦探术”是一门“艺术”，但更像一门足球“游戏”。 在贝登堡看来，虽然社会上普遍认为足球是一门好“游戏”，但“侦探术”却是比足球更好的“游戏”。然而，作为游戏的“侦探术”不是教条和教科书的汇集，更不是将纪律灌输于儿童之中以抑制他们个性和主动性发展的军事准则，它是一场户外愉悦的“游戏”，在活动中，“像孩子一样的人”和孩子们共同冒险尝试，以获得健康与幸福、手艺与帮助。因此，个人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领会它，“侦探术”成功的关键在于勇气和自立。1931年1月，贝登堡提出了“‘侦探术’是游戏，并非科学”的论断，进一步完善了“侦探术”思想。他认为，“侦探术”并不是一门需要严谨研究的科学。
 

第二，贝登堡主张，“侦探术”不仅在战争时期，而且在和平时期也十分需要。战争中需要“侦探术”，这是不言而喻的。他认为，历史上的任何一场战争无论是输还是赢，这都与先前“侦探”工作攸关。为此，贝登堡多次提及，在“普法战争”中，德国之所以胜利就是缘于“侦探”工作做得比法国出色。同时，贝登堡认为，在和平时期要成为一名与“侦探”一样优秀的人，也必须学习“侦探术”的要领。可以这样说，这是贝登堡试图在一般人群中推行“侦探术”训练的思想萌芽。

第三，“侦探”组织和选拔。此时，“团”为侦探组织的单位，一个“侦探团”是由侦探、后勤保障、信息传递等8个“小队”组成。“小队”人数由3至6人组成，“侦探团”则由1名侦探领队军官、1名军士侦探领导。贝登堡认为，只有具备以下条件，才能有资格入选为“侦探”。具体而言，“智育”方面:聪颖、品性优良；“体育”方面视力和听力良好、身体轻盈、健康、无酗酒不良嗜好；“能力”方面:能工巧匠、会骑术和游泳。贝登堡尤其强调，凡是喜欢户外射击等人员，通常会成为优秀的“侦察兵”。第四，“侦探术”训练。贝登堡将“侦探术”训练分为初级训练和专门训练两项，“初级训练”包括阅读地图、绘图、口头和书面报告，以及参加战斗小队、侦察小队，充当地面侦探、后勤兵、信使等。“专门训练”包括找路、快速一瞥、隐藏、跟踪、推理(又称“夏洛克福尔摩斯”研究)、长距离穿越、自我生存、救助、照看马匹、速写、快速报告和信号传递。除此之外，贝登堡还鼓励“侦察兵”学习魔术、驯服马匹等。后来童子军教育的“昏夜寻路”“快速一瞥”“绘图”“长距离行进”等就是对此的借鉴与移植。第五，开展“侦探”竞赛。在经过训练的基础上，贝登堡主张“侦察兵”成队或单个开展实训:小队对决、袭旗或袭灯、快速速写和跟踪、绘制地图和方位竞赛、授勋、长距离侦察、徒步侦探等。应该说，“侦探”竞赛是后来童子军游戏的雏形。
 

虽然此时“侦探术”思想的形成与推行，主要还是用于士兵的训练，但这却为其从士兵训练向儿童训练的过渡和转向做好了准备，也正是将士兵“侦探术”思想进行了改造和转换，贝登堡才创造了后来闻名于世的童子军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