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登堡童军教育观之儿童中心论

童军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一种补助教育，从多种视角来审视，都充分体现了贝登堡“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观念。童军教育符合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它满足了儿童对自然向往和喜好冒险的天性。贝登堡强调，童军教育主要是通过户外活动，将儿童置身于自然和丛林的生活中，引导他们去发展和培养自己，这也是童军教育对儿童最强大的吸引力所在。对此，哥伦比亚大学教务长罗素甚为赞赏，他认为:童军计划可以说是为儿童“量身定做”的，它非常适合儿童，不是仅仅因为他只是一名儿童，而是因为他还是一名正在成长的人，恰好在这一点上，其他许多男女儿童组织却并非如此，而最终以失败告终。正如每一位老师所知晓的，满足青春期年龄段的青少年充满奇思幻想的胃口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总是幻想身着羽饰和皮装，手握战斧，建基于这种虚幻的象征性，指导教师完全可以成功地为他们做出一个相当不错的安排。在罗素看来，在满足儿童短暂易逝的幻想天性方面，连最为有名的一些儿童组织都会犯下不可避免的失误，然而，童军项目恰好对此做了直接的改变，它不将大人的意愿强加于儿童，而是将儿童从现在所处的位置，循序渐进地引导到他愿意达到的地方。罗素的论述表明，充满遐想是每一儿童成长所必经的一个年龄阶段，但并非每一个儿童组织都是在为儿童着想，并以此作为出发点。而童军则根据儿童充满幻想的天性，创造了一种丛林生活景象和体验，把这种神奇幻想通过童军这种组织形式变成了现实。可以说，童军教育完全遵循了儿童发展成长的规律，其“以儿童为中心”的意蕴不言而喻。

 

在给童军教练员的提示中，贝登堡建议要将儿童置于其正能量的影响之下，教练员就要像一名希望抓到鱼的“渔夫”，渔夫不能用自己喜欢的诱饵去钓鱼，如果那样做的话，他可能不会抓到很多“鱼”。这不是因为与渔夫玩游戏的“鱼”害羞，而是因为渔夫使用了“鱼儿”并不喜欢的食物作诱饵；要想获得儿童的支持，就必须用儿童的眼光来看待事物，用“鱼儿”喜欢的食物作诱饵，“侦探术”就是能吸引并使儿童产生这种兴趣的诱饵。因此，在贝登堡看来，教练员与童军之间的关系就像“渔夫”和“鱼”一样，“渔夫”要想吸引“鱼”的注意并施加自己的影响，就必须以“鱼”为中心，用“鱼”喜欢的东西而不是“渔夫”根据自己的喜好去做“诱饵”。贝登堡这一形象比喻，生动诠释了童军“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理念。然而，在童军教育过程中，通常我们所理解的是:要成为一名成功的教练员，他必须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一名全知全能的人，而非一知半解的人。对此，贝登堡认为，这是对即将成为一名童军教练员的误解，教练员只需扮演好“儿童一样的成人”，做到以下几点就行:首先，他必须心存童心，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能将自己与儿童放在一个正确的水平线上；其次，他必须了解不同年龄段儿童生活的心理特征；再次，他要面对的是童军个体而非群体；最后，要想获得最好的训练效果，他必须增进个体之间的协作精神。由此可见，贝登堡所提的童军教育的几项主要原则，无一不体现了他所主张的“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思想。所以，童军教练员应该将自己置身于一名“大哥哥、大姐姐”的角色，用儿童的眼光和心灵去审视、欣赏周围的一切，并以“深切的同情”态度，激发出童军的热情，引导他们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小队制度是童军训练的组织形式和基础，也是实现“以儿童为中心”的制度保障。童军小队由6至8人组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小队组成一个团，各小队有自己的旗帜、口号、联络暗号、各种实践与游戏活动。荣誉法庭是小队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决定授予团队成员荣誉以及裁定影响团队管理的其他问题。小队训练是为了保证团队获得成功，但更主要的是为了培养每个成员获得承担责任等的品性。由此看来，小队制度及其附属设施，为每位儿童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平台，并将“儿童中心论”落到了实处。

 

从教育关联性来看，童军教育体现和践行了“儿童本位”的新教育思想和蒙台梭利教育方法，并存在相通之处。

 

1894年，美国新教育运动先驱帕克指出:“儿童是一种活动的东西，教育应基于他的活动的需要、自然而有的好奇心、寻求探讨的精神。”在此，帕克认为其教育的基础是儿童的需要、好奇心和探究精神，虽然他没有明确提出“儿童中心”或“儿童本位”的教育理念，但这种思想的雏形已经初现。后来，杜威明确表述了“儿童本位”的新教育思想:“儿童是起点，是中心，是终鹄；儿童发展和儿童生长就是理想，惟有他才能做出标准。”以上论述表明，杜威极为推崇儿童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他主张儿童才是教育的起点、中心和目标，让儿童成长和成才是教育的理想，教育评价的标准是儿童，由此杜威成了“儿童本位”教育思想的典型代表。把以前所强调的教育重心从教师、教材那里转移到儿童身上，并确立起其中心”的位置，这就是杜威倡导的“儿童本位”教育。由此可见，19世末至20世纪初在美国兴起的所谓“新教育”，实际上主张“以儿童为本位”，这与贝登堡“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思想有相通之处。归纳美国三十多位新教育领袖关于“儿童本位”的论述，再与贝登堡“儿童中心论”的教育观相比较，我们发现两者之间具有高度一致性。

 

无论是在教育目标，还是在教育评价方面，“儿童中心论”的童军教育与“儿童本位观”的新教育之间都存在一定的吻合之处，它们都体现在教育活动过程中，教师、教育情景设计、教育组织等环节都围绕儿童的心理特点、需要而展开，以充分发挥儿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并促进每名儿童健康、全面的发展。其所不同的是，“儿童本位观”的新教育更多的还是停留在理论形态上，而“儿童中心论”的童军教育则体现在操作性方面。例如，在教育组织上面，两者都强调要给每位儿童学习、表达的机会，但贝登堡的童军教育就明确提出，童军教育以6至8人为一小队，两小队为一团，一个童军团不能超过32人，且各种各样的手工徽章又为不同兴趣和爱好的儿童提供了自主选择的机会。因此，新教育更多的是停留在理论层面，而童军教育则落实在实践操作层面上。

 

关于童军教育与蒙台梭利教育制度的关系，不仅为当时的教育家所关注，而且也为现在很多教育人士所津津乐道。对此，贝登堡也曾多次论及此事。进一步分析这些论述，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理解童军教育“儿童中心论”与当时各种教育思想之间的区别与联系。1914年8月，在《镇定与愉悦》一文的演讲中，贝登堡认为:“蒙台梭利教育制度的秘密在于，教师仅仅只起‘组织者’与儿童奋斗目标诱导的作用，而儿童则完全‘自由地’去实现预定目标。当然，没有组织目标的自由将是杂乱无章的，毫无疑问，正是基于这种原因，童军教育已被界定为蒙台梭利儿童教育制度的延续。教练员的职责是激发儿童心中的抱负，让他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达到自己的目标——教练员并不是命令，而只是引导儿童独立自主学习。”贝登堡的此番言论表明，在他看来，蒙台梭利教育的秘诀在于“以儿童为中心”，老师只是扮演一名“组织者”和“引导者”的角色，让儿童有组织地自由学习。由此看来，童军教育与蒙台梭利教育制度在“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观方面有相通之处，两者均主张以激发儿童内心学习动机为己任，教师或教练员只起引导者的作用，学习目标则完全靠儿童自主实现。除此以外，从“有组织的目标”意义上说，童军教育暗合了蒙台梭利儿童教育制度的原则，可以被看作是后者的一种赓续。1916年1月，在谈及“自我教育”这一问题时，贝登堡认为:蒙台梭利博士证明，通过激励孩子的天性，以代替你认为应该做什么的命令，儿童的天性就可以在一个更加牢固可靠和深远广阔的基础获得发展。正是这种命令的传统和习惯，使得教育艰难向前行进，就教育本身而言，最好的训练就在儿童的纪律和勤勉方面。在此，贝登堡明确指出了激励和培养儿童的天性，就必须放弃命令式的教育，站在儿童的位置，为他们着想，通过他们感兴趣的事，激发儿童内心愿望，才能为教育开辟广阔的前景。这一点已被蒙台梭利的主张所证实。与此相对应，贝登堡将违背儿童身心发展规律，教师“越俎代庖”的做法称之为“命令”式的教育，并主张童军教育就是要打破这种传统和习惯。由此可见，童军教育在事实上是遵循了蒙台梭利制度的一些原理和原则，1919年，贝登堡在撰写《童军教育原理》一书时，也承认了这一点。

 

在谈到外界人士对童军教育的误解时，贝登堡认为，很多人都拒绝担任童军教练员，因为在他们看来，“为了教好儿童，一名教练员就必须了解不计其数和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但只要明白以下四点，作为一名童军教练员也是很容易的事”。“第一，童军教育的目的是十分简单的；第二，教练员的工作只是激发儿童的抱负和欲望，使他自己独立去学习；第三，教练员要做的事就是给出建议，提供能吸引儿童的活动，通过试错的方式去教他，直到他亲身经历做对为止；第四，在《童子侦探》一书中，所提供的无数枝节和细节仅仅只是一些建议性的活动，教练员应从中选取一些以吸引不同类型的儿童”。贝登堡的以上主张表明，童军教育的目标非常简单，就是要培养“好公民”，教练员的职责不是“教”，而是一名“引路人”的角色，针对不同儿童提供有吸引力的“活动”才是教练员的真正职责所在，在学习过程中，“独立学习”是最主要的学习方式。简单的学习目标、教师的引导角色、有趣的活动和独立自主的学习方式，“此种形式的教育多半是依照了蒙台梭利制度的原则，最近在她被问及，她的教育制度怎样应用于超过六岁或七岁年龄阶段的幼儿时，蒙台梭利认为，‘你们英国现有的童军及其训练，是自然赓续了我给予儿童的那种教育制度’；在童军教育立足于正确基石之上时，这就是教育最终所应采纳的路线”。认同和接受蒙台梭利教育制度的原则，并将童军教育归入该体系，不仅贝登堡是这样认为的，连蒙台梭利本人也认可。这也许正如南非纳塔尔大学原校长马勒布( Malherbe)所说，贝登堡虽然既没有将他的教育思想归纳为教科书上的专业术语，也没有将他推行的童军教育原则标准化为哲学术语，但他对教育的首要贡献，就是将自己的教育思想具体化为童军这种教育组织形式。应该说，马氏的这种评价是十分中肯的，蒙台梭利对儿童教育理论做出了系统的阐述，而贝登堡则在技术操作层面用“童军”这种形式将这一理论的许多原理转化为现实，尽管如此，他们均遵循了“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