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军教育的争论（二）

童军教育的争论，其焦点在于童军是否是一种军事组织，其训练目的到底是培养“士兵”还是“公民”，虽然该场争论最终以贝登堡胜出，但其对贝登堡童军教育的发展却产生了深远影响。

 

目前，在学术界，对童军教育形成了“军事训练”和“公民训练”两种看法。前者认为，爱德华时代“军国主义”思想对青年运动的影响十分深远，贝登堡借鉴军队“侦探术”训练儿童，使得童军或多或少带有军事色彩和性质。对此，质疑贝登堡童军军事性质的历史学家将其疑问总结归纳为以下六点:隐藏在贝登堡童军计划背后的动机是什么？贝登堡童军组织现存管理成员多为各种军事性组织成员，这意味着什么？童军直接涉及为军事准备的内容吗？童军项目在设法引导儿童对海陆军队产生兴趣吗？如果没有来自各方面的批评，童军组织不知道有多么浓厚的军事色彩？童军的历史编年记载说明了军事的重要!中国个别学者认为，贝登堡童军，完全是“军国主义思想”的产物。Michael rosenthal认为，早在1904年贝登堡便产生了通过“童子侦探”训练的军事健康教育思想。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历史学家 John springall，他认为贝登堡童军组织的主要目的是训练年轻人为战争做准备。而Alen warren则认为，贝登堡优先考虑的是“侦探术”活动在“公民训练”方面的作用，而非军事化和宗教方面的作用。据此， Warren进一步主张，贝登堡的“童子侦探”主要是发展青少年的户外活动和实践训练，以培养青少年具有“男子汉品性”，尤其有关自身健康以及个人和民族健康的培养。但作为对 Wareen观点的回应， Anne summers t虽然批评了一些著作以“军国主义”和“社会控制”的概念框架，去格式化“童子侦探”的趋势，但其得出的结论是:青少年们确实在以一种不加批评，甚至十分热心的方式为1914年的战争准备做回应。

 

客观而论，贝登堡童军所采用的“侦探术”直接来源于一种军事活动，这确实是不争的事实，并且从童军组织管理者称谓看，早期童军首席助理教练员被称作“副官”，第二助理教练员被称作“下士”，具有明显的军事色彩，但为了避免社会指责童军组织是军事性团体，不久贝登堡就取消了这种包含有某种军事意味的称号，并规定:不按照军事原则露营，不模仿军队游行，不鼓励建立军号队等军事色彩的活动和组织。这也表明，对童军军事性质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贝登堡采取措施，以撇清童军与军事的关联性。贝登堡曾将来自童军内外对“侦探术”批评的各种意见归纳为:军国主义、缺乏宗教训练、滥用主日、缺乏军事训练、战争舞蹈和表演的荒谬。其中，“军国主义”列为榜首，这说明各界人士对此争议最大，为此，贝登堡明确将“童军”作了“战争童军”(WarScouts)与“和平童军”( PeaceScouts)的区分。贝登堡认为，“和平童军”应具备精湛的“侦探技能”:能在荆棘丛生中度日，能随处识途，于蛛丝马迹处知晓破绽；他们懂得在远离医生的时候，如何保持强健体魄和面临危险毫无畏惧，以随时准备面对任何危险，并总是热心相互扶助；他们习惯于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一旦国家有难，便会毫不犹豫慷慨赴义。并且，贝登堡还一再强调，自己所说的童军是指“和平童军”，童军教育虽然采用了露营、侦探等活动，但其目的却是希望通过这些活动，青少年能得到全面发展，并且成为英国的“好公民”，而非“士兵”。

 

既然“英国童军”、文恩与贝登堡均主张童军教育不是培养青少年成为“士兵”，童军应该是一种和平性质的组织，而非军事化性质，为什么又会出现对此问题的争论，并由此导致童军组织的分裂？分析起来，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首先，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国力日渐衰微，尤其是经过近三年时间的南非战争，国内掀起了“反战运动”，这使得英国人对宣称“准备”铭言的童军组织普遍感到担忧，以为其是在做未来的战争准备。文恩就是抱有这种思想，并积极对其加以抵制的人，应该说反对战争和各种军事组织是人心所向，也是很好的舆论口号。其次，脱离贝登堡童军协会的“英国童军”，合并了《伙友》周报所组织的童军小队，成立了“童军伙友联盟”，并得到了该出版商的大力赞助。而贝登堡童军也是得到了另一家出版商的大力支持，才蓬勃发展起来的，所以英国童军”与贝登堡童军协会的争论与分化，其深层原因还有商业利益竞争方面的考量。再次，由于文恩将“贵格会”教派的领袖引入童军组织，该教派主张“和平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和暴力，而且还主张不尊敬任何人，也不要求别人尊敬自己，不起誓。这与童军入队必须起誓，遵守和服从童军规律的原则是相冲突的。所以，这种争论还具有不同宗教派别教义差异的色彩。最后，贝登堡与文恩分道扬镳，是其各自对实现和平途径分歧的反映。贝登堡明确主张，其创立的童军是一个和平组织，并极力帮助人们受到和平事务方面的教育，而且这种教育不局限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而是针对全世界，是通向世界“永久和平”的一个重要步骤。文恩认为，战争神圣是一种犯罪，是一种对上帝神灵的亵渎，不是真正信奉上帝仁爱与怜悯的教义。要阻止战争，不能只是口头上夸夸其谈人类的兄弟情谊，而应将服务世界和“童军皆兄弟”奉为信条，并实实在在付诸行动，即将世界各国童军塑造为一个团结的整体，以实现世界和平。由此可见，两人通过童军实现世界和平的目标没有两样，但是，除了上述几个方面的原因外，以下的几个方面因素，也导致了文恩等人判定:贝登堡童军是不折不扣的军事组织。

 

第一，对于童军教育目的的误解。有人认为，童军身着的服装，是直接来源于南非治安队员的装束，童军手中使用的童军棍是治安队员手中的枪转化而来，因此，从外表看，童军具有明显的军事色彩和痕迹。再加之“ scouting”与“ Boy scouts”这样的字眼，造成很多人带有偏见来看待童军教育，以为“ scouting”就一定与军事演练和战争运用有关，而忘记了其和平目的的使用。

 

第二，在童军教育的初期，由于教育管理人员多由转业复员军人担任，他们与当时存在的各种军事组织均有着密切的联系。据统计，1910年，250名童军负责人和委员中，有140人曾是供职军队的士兵或从军队中退休的军事教官，有军事背景的教练人员占教练人员总数的比例高达百分之五十六。即使到了1912年，这一情况不但没有得到扭转，反而比例不断上升，352名童军负责人和委员中，有247人均有军队背景，其所占比例超过百分之七十。对此，贝登堡是这样解释的，招募退役军人参与童军教育，是因为实在是难以找到有闲暇时间和精力的绅士们来从事该项工作，商人们忙着自己的生意，乡绅还有其他许多要尽的义务，而且这些从军队退役的军官们也希望为国家做点事。由此看来，以从事教练人员的身份背景来判定童军一定就具有军事性质，未免显得有点偏颇。第三，童军训练野外生存及救生等技能，确实很快就可以在战争应急状态下派上用场，并服务于战时需要。以上原因和多种因素的叠加，使得反对者攻击贝登堡童军为军事准备组织并非毫无根据。

 

童军的分化与军事性质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贝登堡对童军教育与军事、宗教、政治方面的关系进行总结和归纳。其直接结果就是贝登堡童军教育“非军事化”“非教派化”和“非党派化”政策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