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军教育的政策（二）

第二，童军教育主张“非教派化”的宗教政策。

 

贝登堡认为，世界观的发展天然始于对上帝的尊敬，也就是日常所说的“虔敬”；作为上帝的仆人，敬畏上帝、尊崇邻里和自尊是不同形式宗教的基础。这说明，在贝登堡看来，世界观与宗教观密切相关，因此，注重“品性”培养的童军教育也就免不了要涉及对待宗教的态度，尤其是对“上帝”敬畏之情的表达。童军教育要做的就是帮助儿童培养对上帝的敬畏之情。然而由于崇敬上帝的表达方式随着教派和宗派的不同而变化，所以，原则上来讲，儿童属于哪种教派和宗派主要由其父母意愿而定，他们才是决定此事的当事人；而教练员的职责就是无论面对何种教派的儿童，都应尊重他们的意愿，并帮助他们培养这种敬畏之情。由此可见，由于儿童来自于不同教派的家庭，事实上他们接受何种宗教主要取决于父母的态度，因此，童军教育只能着力于不同教派的基础，采取求同存异的态度。

 

注重童军宗教教育，不能停留在口头上，必须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教育方式。早在1909年，伦敦英国童军教练员大会就着重讨论了“宗教问题”。贝登堡在会上发言说:“在写《童子侦探》一书时，首要考虑的是宗教问题，但这并不是说一个人为了成为童军，就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童军教育要做的就是，将实践性的宗教信仰引进儿童的日常生活，而不是挂在口头上。”由此可见，童军教育不但不排斥宗教，相反还非常重视宗教教育。贝登堡主张用实践性的方式将对童军的宗教信仰教育融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并形成一种经常性的践行活动，而不只是夸夸其谈，这才是童军教育最为重要的事。具体而言，教练员的个人榜样、自然研究、行善、传教服务、组建罗浮童军都是切实可行的一些方式。因为在贝登堡看来，只有信仰上帝和服从上帝的规律，一个人才能更好向善，所以，每一名童军应该有一种宗教信仰，而宗教信仰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第一是爱并服务上帝，第二是爱并服务邻里。可见，贝登堡主张，童军与宗教信仰应有天然的联系，而宗教信仰就是“爱与服务”。同时，贝登堡认为，灌输宗教知识是任何一个儿童组织的成功之道，但水乳不融或神秘悲伤的方式，均不能将宗教教义传给儿童。这说明，与其他具有很大影响的青少年组织一样，童军教育非常强调宗教知识与思想的教育，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进行宗教教育而是开展宗教教育的方式。贝登堡明确反对说教的方式，而主张儿童通过对“大自然”的接触和研究，去感受“上帝”意志的存在。对此， Warren深表赞同，他认为，这种强调在户外通过对大自然的研究和接触，感知到上帝的伟大，带有明显的宗教性。

开展童军宗教教育的理想状态就是，每一个童军团完全属于某一教会或教派，然而，大多数童军团是由来自不同信仰的派系所组成，因此，“非教派化”才是童军教育恰当的宗教政策。既然开展宗教教育与否不是童军与其他青少年的区别所在，因此在具体宗教教育中，贝登堡主张，童军教育不干涉儿童已经接受的宗教教义，对秉持不同宗派的儿童，主要任务是让他们每天践行行侠仗义和扶助他人的精神。这说明，面对不同宗派的童军，虽然存在他们宗教教义理解方面的分歧，但他们“尽责于上帝”的誓言却是共同的，如何将他们对上帝和邻里的“爱”转化为为他人和社会的服务行为，而非仅仅是去践行某一教派的主张，这才是贝登堡童军教育的主要任务。因此，“日行一善”成了联结不同教派童军间的纽带，以及他们共同遵从的行为准则。为了表明童军教育秉承的这种“超宗教派别”的立场，贝登堡召开了由基督教所有不同教派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议一致申明，童军教育自始至终遵从如下宗教政策:希望每名童军属于某一宗教派别，并参加相应教派的服务活动；在由某一特定宗派所组成的童子团里，童军教练员在与随团牧师商讨后，最好考虑按照相应的宗教仪轨对他们进行教化；在不同宗教教派所组成的童子团里，应鼓励童军按照他们各自的宗教教义开展服务工作，而在露营时，任何形式的日常祷告，都应遵循完全自愿的原则。以上申明表明，尽可能对每一位儿童开展宗教教育是童军教育的一贯主张，因此童军可以分属不同教派，无论是同一教派的童军团，还是在不同派别的童军团，都应按照他们所属教派的宗教仪式开展宗教教育，此即贝登堡所主张的童军“超宗教派别”政策。但从结果来看，无论童军来自于哪一教派，教练员和随团牧师都应尊重儿童选择不同教义的自由，并应引导他们各自践行本派的宗教教义，最终皈依在“上帝”的怀抱，即“敬畏上帝”，才是童军教育的价值取向和教练员的职责所在。所以，“超宗教教派”并非是超越基督教与其他宗教教派之间的界限，而是要在“上帝”的指引下，超越基督教内部不同教派的门户之见。

 

1924年，世界童军大会在哥本哈根召开，大会通过重要决议:将“童军皆兄弟”——不分种族、宗教、阶级—作为童军教育不可更改的基础。从而，这进一步深化了童军教育的“非教派化”主张。由此可见，童军教育“非教派化”的主张，虽然仍强调要遵从“尽职于上帝”的誓词，但它已经超越了基督教内部各派的狭隘范畴，而作为童军教育处理世界各宗教之间的准则。“非教派化”的宗教政策，不仅扫清了童军教育在基督教各派之间传播的障碍，而且还在基督教与非基督教之间建立起了有效的联结纽带，从而促进了童军教育在全世界的发展。

第三，“非党派化”是童军教育的政治政策。

 

贝登堡在阐述童军教育与军事、宗教政策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童军教育与政党关系的政策主张—“非党派化”。因为在贝登堡看来，“政党政治”是成干上万种“自私自利”形式中的一种，它使得人们以“他们自己”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从而只看到一个存在两面性问题的一面，导致他们与从另一方面来看同一问题的人群形成相互“憎恨”的状态，结果有可能在“各执己见”的名义下，引发人们走向犯罪。所以，造成阶级差异的原因，仅仅是囿于自身“地位”来看待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相互间“憎恨”所引起。这种以看待问题的不同角度为出发点，由此以形成的不同观点和情感来作为“阶级”的划分标准，很显然是一种非历史和唯心的观点，其真实目的是希望以某种观念上的共识来消除事实存在的阶级差别。贝登堡还认为，人类“天生”是同一血缘和家庭的亲人，“阶级界限”完全是人为制造的一种对立，所以，我们应该从已经固化的头脑中，彻底根除“阶级对立”的偏见，这是我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得的一个发人深省的教训。由此可见，贝登堡以“天下一家亲”，阶级是人为制造的“偏见”，以及历史教训为幌子，来说明承认“阶级存在”的危害性。因此，童军教育“非党派化”政策主张的实质，并非是否认童军教育与政治的关系，而是通过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历史事实，从而主张童军不应参与任何政党组织及其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