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军教育在亚洲国家与地区的传播

日本童军名为“健儿”，意思是童军训练以养成健全的公民为目的。1910年，日本翻译出版了《童子侦探》一书，童子团也在各地零星出现，但他们都与童军的训练原则与目的不相符合。1912年，贝登堡来到日本横滨，他发现该地的童子团竟然是在一名英国商人的主导下建立起来的，对此他感到十分惊讶。同时他还发现，这些童军组织中充斥着日本古时青年运动的武士道精神，他们将“一日童军，一世童军”作为童军的格言。到了1914年，虽然东京、静冈、京都、北海道等地纷纷建立了童军，但他们对童军教育的内核并没有真正的理解。1919年，一名英国高级女童军在日本招募成员，创始了日本女童军。1920年1月31日，日本人虽然自己创立了女童军，但直到1922年，真正意义上的日本童军协会才宣告成立。
 

中国香港童军，首先由英国人引入。1909年，童军活动被传到中国香港。1911年，个别英国商人和军事人员开始组建童军大队。1913年9月，圣约瑟学院创立了中国香港童军第一大队，并于第二年在英国童军协会登记注册。1915年7月，童军协会香港支部成立，其主要负责童军训练和活动的开展，同年，中国香港举行了童军首次大会操。自此以后，童军教育在中国香港逐渐发展起来。1909年，T.H.Baker上尉在印度班加罗尔创立了童军第一团，并在伦敦童军总部登记注册，此为印度童军之肇始。随后不久，印度童军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并先后在浦那、西拉姆、马德拉斯、贾巴尔普尔、孟买等地建立了童军组织，但这些组织只接纳欧洲人和英裔印度儿童。因为童军将印度儿童拒之门外，出于民族主义的考量，印度民族领袖决定为印度儿童提供童军训练，他们在安拉阿巴德建立了“ Sewa samiti”童军协会。1911年，在贾巴尔普尔，真正意义上的印度女童军第一中队成立。为了统一印度各地童军组织，印度人曾多次努力尝试与到印度的贝登堡商讨，但均以失败告终。其主要原因是，印度的民族主义者不能认同“对国王尽义务”的童军誓词，以及也不赞同忠于英国，他们只承认对祖国的忠诚。所以，直到印度独立以前，其国内童军教育自始至终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

总之，到了1912年9月，贝登堡在撰写自己到世界各地周游视察童军发展情况时，不仅在西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美国、英属哥伦比亚、日本、中国和中国香港等地，而且还在挪威、瑞典、丹麦、荷兰、比利时发现了童军组织和童军教育，他对当地人们无私奉献自己时间和精力来推广童军教育的印象尤为深刻，也十分受感动和鼓舞。
 

童军教育之所以能够传播开来并为许多国家接受，这与当时的时代特征和童军教育本身的特质是密不可分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帝国主义的争夺处于白热化状态，主要帝国主义国家除了明目张胆开展军备竞赛，结成军事同盟外，还鼓吹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来塑造本国国民。受其影响，处于弱势甚至是殖民地的国家也被迫以“民族”“国家”等话语来唤醒本国国民。梁启超认为，“国家”与“国民”是有区别的，“今日世界之竞争，国民之争竞也”，所以在他看来，中国现在必须在“开民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让“国民”觉悟起来“争自存之心”，以发达“诸力中最强大而坚忍者”的国民力。不久之后，梁启超又认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可以说，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无论强国还是弱国，“帝国主义”时代的“国民”教育与培养成了有识之士共同关注的话题。所以以“品性”训练来培养“好公民”的童军教育，很容易在其他国家和民族之间引起共鸣。这是身处激烈竞争时代，各国接受童军教育的根本原因所在。至于童军教育本身而言，其拥有学校教育所不具备的优势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童军教育的侦探、野营等活动，对儿童也充满了吸引力；小队制度更是符合儿童渴望合群的天然心理需求，徽章制度的激励机制更是建立于坚实教育原则与教育心理基础之上，满足了儿童对荣誉的向往和追求。这是童军教育能够为广大儿童所接受，并得以流传开来的组织基础。贝登堡所设想的“侦探”这种活动，成了各种青少年组织彼此间联结的纽带，而为广大青少年组织所借鉴和采纳，或者完全被童军教育组织所吸收，用以教育引导青少年。这是童军能超越其他青少年组织的原因所在。至于后来贝登堡提出，童军教育是增进英国下一代间的“兄弟情谊”，以及通过“童军兄弟”增进所有童军国家间的“国际和平”，则进一步推动了童军教育在英国海内外和其他国家的传播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