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对童子军创始质疑的辨析（一）

1915年，《教育杂志》刊文指出，“自英国有少年团之组织，欧洲各国竞相仿效，日本施行此种组织，亦卓有成效，而我国教育界，尚无热心提倡之者，甚憾事也；近上海虽有童子斥堠队之组织，然主动者在于西人，当别论”。据此可见，在近代“民族国家”叙事的历史话语背景下，“中国童子军”首先是指“中国人创办的童子军”，“西人尽管在中国倡办者”亦“当别论”，这种观点和主张的实质，是中国人现代民族意识觉醒的一种表现。所以，“中国童子军创始”不是指童子军何时在中国产生，而是指中国人何时创办了童子军。归纳关于中国童子军创始的各种观点，它们主要集中在上海华童公学和武昌文华书院两所学校。由于上海华童公学由上海租界工部局所设，创办童子军的康普为外国人，从“中国童子军创始”所指来看，即使其创立时间早于文华童子军，也不应在考察之列，况且据后来考证，华童公学童子军成立时间事实上也稍晚于文华童子军。因此，下面将着重对文华童子军创始相关问题进行考证。
 

在主张武昌文华书院为中国童子军创始者的观点中，一位名叫“无求”的学者认为:“我国仿其法而首创之为武昌文华书院，继起者为上海华童公学、青年会、及圣约翰、沪江大学等，然此数校皆为外人所设立也。”此议论表明，该论者主张，文华书院为中国童子军的首创者，紧随其后的才是诸如华童公学等童子军。同时他还指出，这些都是“外人”所设，很明显它们不属于中国人所创办的童子军范畴，但该论者并未明确文华童子军究竟创于何时。陈朝宗认为，“在民国元年的时候(即西历一九一二年)外人在华所办之教会学校，即起来提倡童子军事业，武昌文华大学，系最早创办，开了中国童子军事业的先声。”以上论述说明，在陈氏看来，对于童子军这一西方青少年组织，首先在中国提倡的是一些外国人所创办的教会学校，武昌文华大学也位列其中，并且是最早的，可称得上是开创了中国童子军事业的先河，并指出创立童子军时间为1912年，只不过他认为，创立学校应是文华大学，而不是文华书院。后来，徐子成和吴耀麟也主张，创立中国童子军第一团的是文华大学，所谓“民国元年二月二十五日，严家麟在武昌文华大学正式成立了中国童子军第一团，民国元年二月二十五日便成了中国童子军创始的纪念日”。由此可见，徐、吴二人不仅提出了文华大学首创中国童子军的具体时间，而且还将“1912年2月25日”与“中国童子军创始纪念日”相结合了起来。何以如此？推其原因，原来徐氏是确立“中国童子军创始纪念日”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知情者。因为1933年4月14日，中国童子军设计委员会通过“民国元年二月二十五日为我国童子军创始纪念日”案时，徐子成作为“出席人员”参与了该会。因此，在不久后的1933年10月初版《初级童子军》一书时， 徐、吴二人能够详细列出文华童子军的创始时间。尤其是随着1942年严家麟被授予“中国童子军创始人”的称号，“1912年2月25日为中国童子军创始日”这一观点得到强化，并广泛流传开来。
 

中国童子军的创始日期和创始人，虽然得到中国童子军最高当局的确定和认可，但在1947年，童子军界却有人对此提出了异议。有人认为，2月25日是张忠仁的生日，规定该日为中国童子军创始日，“我们纪念童子军，同时又可以纪念张先生”，这是大家上了张忠仁的“当”。因此他们主张，应该在国民党提议举办童子军的3月5日，或通过举办童子军的3月15日两个日期中，确立一个时间为中国童子军创始日。在此基础上，还有人认为，既然“2月25日”是张忠仁和严家麟“同流合污”，以张忠仁生日时间为所确定的中国童子军创始日，“与其捧严家麟，不如捧张謇”，因张謇为江苏童子军联合会的成立做出了很大贡献，所以，他们提出以江苏童子军联合会成立的6月17日为中国童子军创始纪念日。根据以上看法，我们可以判断，在这些质疑中国童子军创始时间的人眼中，他们认为“2月25日”是一个主观性随意确定的日子，并包含有吹捧和崇拜个人的目的在里面，与其这样，还不如将国民党提议或确定办理童子军，或者江苏省童子军联合会成立的时间确定为中国童子军创办的纪念日。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持这种看法的人对张忠仁和严家麟感到极为不满，并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和人身攻击的味道，因此，他们才极力否认严家麟童子军创始人身份和“2月25日”这个创始时间，而提议用其他人和时间来代替。甚至还有人提出，严家麟年龄太幼，学历浅，地位低，还不够资格组织童子军，而且组织儿童“举行宣誓”不能算作童子军成立。此种观点从童子军创办人自身条件以及童子军创立方式两个方面入手，认为严家麟无论是年龄，还是学历和社会地位，都“不够”创办童子军的资格，而且“宣誓”这种形式“不算”是成立童子军，所以，对此质疑者认为，严家麟不能也不是童子军的创始者。然而，如果以前述童子军创立的方式来衡量，这种看法未免显得偏颇。既然儿童个人均可以采取“侦探术”训练方法，使自己成为童子军，那么童子军的创立与个人的“年龄、学历和地位”之间很明显没有必然的联系。并且组织儿童宣誓，声言遵守童子军誓言和规律，不仅是成为初级童子军的必备仪式，而且也符合贝登堡童子军创始的第二种方式，即组织联络年龄相当儿童，成立童子军。由此可见，以此种言论对中国童子军创始时间和创始人的质疑，很明显缺乏学术方面的严肃性。以上种种质疑论调表明，极力否认“2月25日”为中国童子军创始日的理由不外乎是以下三个方面的理由。

第一，这是人为确定的日子，主要是为了纪念当时童子军负责人张忠仁的生日；

第二，严家麟还没有资格创办童子军；

第三，“宣誓”不符合童子军创始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