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对童子军创始质疑的辨析（二）

中国童子军创始时间和创始人早已为当时官方所确认，为什么《童军导报》会对此提出质疑？甚至不惜采取人身攻击和主观臆测的方式？从表面上来看，这是在中国童子军内部，围绕中国童子军教育宗旨分歧所产生的“派系”论争，但从深层次来看，这是对中国童子军教育领导权的争夺所致。

 

抗战胜利后，国民大会召开，中国童子军总会正欲脱离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控制，成为一个独立社会团体，中国童子军教育的“派分”思想波澜再起，童子军内部关于童子军教育的宗旨又产生了很大分歧和争论。张忠仁、严家麟一贯主张童子军是一种儿童品德教育，是“非党化”的教育，两种主张相互之间冲突也日益明显和激烈。据曾经担任中国童子军总会总干事的黄佑前回忆，1944年在重庆举行全国童子军服务员招待会上，当有人说“三青团和童子军是同路人”时，张忠仁毫不客气地回击道:“童子军教育是一个国际性质的，旨在培养少年儿童的品德教育，它已走了三十多年了，到今天我们才知道和三青团竟是同路人!？”可见，张忠仁对将童子军与三民主义青年团相提并论非常敏感和反感，而且十分在乎这一点。他主张，童子军教育应该坚持其国际性，并认为中国童军教育实践与此相吻合，一直贯彻童子军教育是“培养少年儿童的品德”的宗旨。同时，我们从中也可以窥见，因为童子军教育主张的不同，持不同见解者之间是形同路人，一言不合，就剑拔弩张，相互之间关系十分紧张，如此紧张的关系，自然会因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彼此之间产生争论。

 

此次争论以后，在谈及中国童子军教育的目的和中国童子军总会的性质时，张忠仁又重申了自己的这一观点。他认为:“童子军教育与旧有教育不同之点，在培养青年儿童自觉、自发、自动、自治的精神，重在品格的训练，在日常生活行事中培养其优良的品格和生活技能”；“我们童子军这个团体，原系一个教育文化社团，如其他教育文化社团应归教育部方面管辖一样，只是改由教育部管辖而非隶属于教育部”。张氏的言论表明，关于童子军教育宗旨，张忠仁的主张自始至终是一贯的，在他看来，“品格训练和生活技能培养”既是童子军教育与其他教育的区别所在，又是童子军教育的着力点，它不仅不能与党团组织发生关系，而且连行政色彩也不能具有。从这一点来说，张忠仁与贝登堡“非党派化”的童子军教育政策是相一致的，所以，张忠仁才进一步主张，中国童子军总会虽应归教育部管辖，但它并不是教育部的一个下属单位，而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教育文化团体”。由此可见，张氏以上的主张与中国童子军在于培养“三民主义的继续者”的目标，以及中国童子军总会归三民主义青年团管理的现状，很明显是格格不入的，所以遭到指责和攻击就在情理之中了。

 

关于严家麟认为童子军是儿童“品格”教育的主张，并拒绝与三民主义青年团合作的情形，曾担任文华童子军大队长的宋伯廉回忆:中国童子军总会欲把童子军作为三青团的预备，严家麟不肯合作，他的宗旨是“……生火、救护、旗语通讯、烹饪、缝纫、结绳……战地青年服务队，培养集体生活能力、勇敢、助人…”。以上回忆表明，在童子军教育宗旨和目的方面，张忠仁与严家麟的主张高度一致，即均认为童子军教育应该注重儿童的品格和生活技能训练，他们是童子军教育“非党派化”的坚定支持者和践行者。然而《童军导报》在发刊词中却旗帜鲜明宣称，其宗旨是“研讨如何以三民主义的精神，配合到童子军教育里面去”，可见，该报刊“党化”中国童子军教育的主张和意图十分明显，而国民党认为，中国童子军教育宗旨是“发展儿童作事能力，养成良好习惯，使其人格高尚，常识丰富，体魄健全，成为智仁勇兼备之青年，以建设三民主义之国家，而臻世界于大同”。

 

由此看来，《童军导报》与中国童子军教育宗旨是高度吻合，二者“党化”童子军教育的主张十分明显，虽然我们不能就此肯定地说，对中国童子军创始提出质疑的人与张忠仁和严家麟一定是不同的另一派，但作为以《童军导报》为阵地的质疑者，至少他们在童子军教育宗旨等方面必须与《童军导报》的主张保持高度一致，方能发表这种言论。因对张忠仁和严家麟两人“人品”的怀疑，最终导致对中国童子军创始时间的公然否定，背后隐藏的就不仅是童子军教育观点的不同，而且还折射出对中国童子军教育主导权的争夺。实际上，早在国民党接手童子军不久以后，童子军教育的“派分”及由此产生的对中国童子军教育领导权的争夺就已经存在，而且到了中国童子军教育后期，这种争斗变得越来越激烈。关于这一点，黄佑前回忆，抗战时期，中国童子军总会“还是循着童子军教育原理的道路，建立了一些童子军理论基础”但好景不长，三民主义青年团又“时刻要抓童子军总会的领导权，这种争夺，从中国童子军总会开始筹备到正式成立，就一直存在着。当时在童子军教育的性质与原理上的两种主张是:认为童子军是少年儿童品德教育方法的一种，因为是严家麟创始的，因此说他是教会派；另一种是认为童子军是军事训练，以战前总会负责人刘泳尧、赵范生等为代表的军人派，由于国际童子军舆论的约束，军人们在表面上无法改变中国童子军总会的性质”。可见，围绕童子军教育性质主张的不同，自中国童子军总会筹备开始，其内部就一直展开了对中国童子军教育领导权的争夺，并由此在中国童子军内部分成了不同的派别，在一段时间里，中国童子军教育虽一度走上符合国际童子军要求的“正轨”，但这种情况事实上很快得以改变，三民主义青年团掌握了中国童子军教育的领导权，中国童子军总会的性质只是在形式上得到了保全。因此，《童军导报》对中国童子军教育创始时间和创始人的质疑，可以看作是这种“派分”斗争的延续，并由此发展成对童子军教育主导权争夺的考虑，而非出于学术考量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