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童子军早期创始时间的辩证（二）

综上所述（中国童子军早期创始时间的辩证（一）），即使严家麟本人关于童子军创办的时间，前后几次均有很大出入，而在后两次最为详细的回忆中，严家麟只字不提受学校委派，向英人学习童子军方法后才创办文华童子军这一细节，而强调是受到该校图书管理人员韦棣华女士的影响，在研习童子军方面的相关知识后，集中儿童宣誓创立了文华童子军。为什么会出现相差如此悬殊的情形？难道仅仅是时间久远使回忆出现了偏差？还是有意为之呢？笔者认为，严家麟另有“隐情”使然的可能性较大。因为国民党接手办理童子军之初，就指责外国势力掌控的教会学校所办理童子军实为“帝国主义者文化侵略工具”，所以，国民党要采取严厉的“三项登记”管理措施，以确保中国童子军“国民党化”，从此以后，中国童子军也被称为“党童子军”。上海西童公学为共济会所建，很明显具有浓厚的教会背景，严家麟是中国人，但中国人创办童子军，怎么能向“帝国主义者文化侵略工具”的“教会童子军”学习呢？这确实是讳莫如深的事，因此，后两次回忆不提及向英人童子军学习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而且，事实上，由于严家麟的教会出身，以及所谓童子军教育注重品格培养的“教会派”主张，使得他逐渐被“淘汰”出了中国童子军中枢组织。中国童子军总会筹备处成立不久，“童军闻人”的严家麟，作为中国童子军筹备处筹备委员，发起和承担了《中国童子军总章》《中国童子军基本原则》《中国童子军总章施行细则草案》《总会筹备程序》等多种重要提案的起草和负责工作。不过，此时也恰逢童子军界主张:“总会内部工作人员，须以思想纯正，能实行三民主义而不实现教会主义者为合格，凡思想教会化或结党营私，发展个人主义者，均应彻底解决，以肃党纪。”此则电令表明，中国童子军总会筹备之际，实行“三民主义”还是“教会主义”是选拔童子军工作人员的根本标准，并将此上升到“党纪”的高度来加以甄别。面对如此形势，由于严家麟宗教神学身份出身和教会工作经历，加之自己认为童子军教育是儿童“品德道德教育”的主张，所以他被戴上了“教会派”的帽子。1933年2月，中国童子军总会筹备处改组，严家麟被“改组”出局，而只被推为中国童子军设计委员会组织组委员。1934年，严家麟退出童子军总会，回到武汉办理童子军事业，对此，有人不免发出“我们捐除意见都来合作努力的干吧”的感叹。这说明，严家麟所谓的“教会派”身份，使得他在童子军界内部处境十分窘迫，最后迫不得已退出了中国童子军总会，所以，后来他不提及向外国人学习童子军办法也就不足为奇。但据相关史料记载，严家麟虽然被中国童子军总会筹备处作了“降级”处理，并主动退出了中国童子军总会，但在此之前的1933年4月14日，中国童子军总会筹备处设计委员会组织组开会审查“确定民国元年二月二十五日为我国童子军创始纪念日案”会议时，严家麟作为“出席人员”参与了该会。也就是说，关于中国童子军的创始时间，严家麟不仅是提供者和知情者而且也得到了官方认可。1942年，中国童子军总会更是隆重召开纪念大会，并授予严家麟“中国童子军创始人”荣誉称号。因此，最后两次回忆，严家麟只能照此言说，并以创始人的身份述说自己创立童子军的来龙去脉，学习英国童子军的事实就成了“难言之隐”，并且还将自己创立童子军的时间“提前”为1911年，说成是“自学成才”创始童子军的。

 

由此可见，从时间发生角度看，1915年离严家麟学习英国人办理童子军方法一事较近，其应比1932年、1944年、1948年的回忆更为可靠和准确，加之文华中学校长卢春荣回忆的印证，1913年严家麟创建童子军应更可信些。考虑以上所说国民党对“教会童子军”的态度，严家麟的教会出身和经历给自己带来的遭遇，以及中国童子军创始时间获得官方认可，在后两次回忆中严家麟放弃1915年的说法应属于一种有意之举。因此，综合以上因素来看，严家麟创办童子军的时间应该是1913年2月25日，而不是通常所说的1912年2月25日。对此，笔者还将从当时学制规定和社会形势两个方面入手，对文华童子军创始时间为1913年2月25日做进一步阐述。